云里的日头
中国人好以“四”来编民谣，什么四白四黑四喜四悲之类。形容狠毒的有这么四句：“云里的日头，洞里的风，蝎子的尾巴，后娘的心。”这后三句好理解，但云里的日头怎么会是“毒”的，我始终搞不明白。按说三伏天的太阳直直地照着，把人都晒出油来，那才叫毒，云里的日
待插队到陕北，一天到晚在山上混，顶风冒雪，日晒雨淋，什么样的天气都经过，一日有幸亲身领教了“云里的日头”的威力，才弄懂了这句话。那是在插队第一年的夏天，一向干旱的陕北高原连着几日阴云密布，老天总是沉着脸，却一滴雨也不下，只是便宜了我们这些在山上干活的人，没有了烈日的暴晒，凉凉快快，连草帽也不用戴。依然是光着膀子，身上有些汗，顷刻就被山风吹干了。山高云低，把人压在中间，仿佛伸手就能够着似的。在伏天里干活，能有这样的待遇，自然是喜出望外，劳作的辛苦也被减了半。
到休息的时候，我坐在地头和梁生子拉话。这时风突然把云层吹开了一道缝，一道耀眼的阳光刹时像箭似地直射下来，照在我的身上，不防备间，赤裸的皮肤顿时就像烧灼了一样，火辣辣地生疼，我不禁跳了起来，急忙找了衣服披上，躲了开去。梁生子拍手叫道，后生家，知道厉害了吧。一整天，我都没敢再赤膊，生怕又被“毒”一下。
敢情太阳一直在和云较劲，夏天本是它发威的时候，怎容云层左遮右挡，你看不见它并不等于它不存在，抽冷子就要显一下手段。尽管云层一直在庇护着受苦人，可总会被风吹散，多数时间里高原上依然是艳阳高照。
编民谣的人，看来也是吃过亏的，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，短短四句，精炼准确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后娘的心已不再像前人所想的那样，而自然界的那三项，不会有什么变化，世人还是小心为好。
红月亮
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种现象，多年以后，它仍像一幅画牢牢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
日出与日落，是受苦人的时间表，他们不太关心月亮，因为白天已经太累了，吃罢了晚饭，便早早地熄了灯，到炕上享受婆姨的温情。只有那些独守空房的婆姨们，才会盯住了月亮，思念自己出门在外的男人。她们唱道：“一更里，月正东，我想丈夫一场空；二更里，月儿高，我想丈夫好心焦；三更里，月正南，我想丈夫难上难……”就这样一更一更地盼着，月亮伴随她直到天亮。
如果说太阳属于男人，那月亮就是女人的。阳光强烈，把汉子们都晒成古铜色，增添了他们的阳刚之气；而月光如水，它的恬淡、温柔，正好可以抚慰女人的哀怨。高原高，千山小，这里好像离月亮特别近。每到十五的时候，它就挂到了树顶上，把淡淡的清光洒满了整个村庄。夜空下的高原，寂寞宁静，连群山都沉睡了，只剩下银色在慢慢流淌。
可月亮不总是这样，银色也不是它惟一的衣裳。在高原上，我就见到了红色的月亮。
那是一幅绚烂的画面，夕阳还没有退去，被远处的山顶着，把高原照成了一片金黄，而月亮却早早地登场了，它就像刚从铁匠炉里拎出的圆圆的大铁片，贴在东边的天上，发着桔红色的光。它离我如此的近，仿佛扔块石头就能撇上。
天空一片绛紫，我惊愕地站在两个通红的星球中间，脑子有点转不过弯来，看西方，残阳如血；看东方，又似旭日初升。什么叫乾坤倒转，什么叫时空错乱，是地球变了转速，还是月亮坏了规矩，我只习惯在天上看见一个星球，认定一种秩序，倘若发生变化，便不知所措。我没学过天文气象，对此无法解释，只能想到神话。看来后羿射日还是有些依据的，古人也许看到了这个景象，便以为天上有好几个太阳，惊恐之下，怕灾难降临，便请后羿去射。不过这么美丽的红月亮，真要叫后羿射破了实在可惜，幸而离得还远，后羿也没那么大的神力。
正胡思乱想间，憨娃赶着牛从我身边过，见我愣着，便吼道：呱娃子，想甚呢，再不走等着喂狼呢！这一嗓子把我拽回到人间，我荷着锄，一步一回头，跟着牛屁股往村里走。
不久，太阳落下了，月亮也失了红色，天渐渐地黑了下来。
后来，我考上了西安美术学院，学了点本事，就总想把这景象画出来，试了几次，终未成功。
长流水
干涸的西沟掌里突然涌出了一股水，弯弯曲曲地在沟底的石缝间淌着，数日不歇。亮官子叹道，咱沟里也有长流水了。
这话有点像诗，让我感动了许久。水对于塬上人来说，不仅是生命的保证，简直就成了一种图腾。我们这里山大沟深，没有河流，没有湖泊，没有小溪，人们过日子靠的，就是沟底石缝中淌出的一点点泉水。每天人们赶着牲口下山，把这水慢慢舀到桶里，再驮到塬上去，省吃俭用，看得比油还珍贵。在受苦人的言语中，水通常用来形容最美好的东西，长流水是永恒的象征，甘雨意味着太平年，强壮的汉子要往船头上站，姑娘走路的样子是水上飘。尽管人们稀罕水，但他们对水的想象却被群山阻隔了。插队的时候，老乡曾问过我们，湖和海是什么样子，不管我们怎样形容，他们还是一脸茫然。这也难怪，我知道，只见过一汪泉的人，是无论如何想象不出烟波浩淼的壮阔景象的。但是正因为如此，陕北人才对水寄托了那么厚重的情感和期望，这也许是青山绿水地方的人体会不到的。
西沟就在我们的塬下，山梁的末梢伸到这里，就变成了刀一样的峭壁，把山沟隔成一个个的圪 ，这里土厚，被受苦人都开成了地。西沟有几里长，算下来地也不少，只是没有水，种的玉米也长不大，稀稀拉拉的，如今沟里冒出了水，尽管它只有指头粗细，就像刚出生的羊羔蹒跚地在地上爬，那么弱小可怜，随时都会被干涸的土壤吸干，可它依旧顽强地一点一点向外伸展，在黄土上画出一道深色的线。
庄稼汉们围着它，小心翼翼地看着它流淌。梁生子说，我们应该在下边打一个坝，把水存起来，坝底下弄个菜园，种上韭菜，这样我们包扁食的时候，就不用向别人买了。有人接道，有了水浇地，干吗光种韭菜，还可以种黄瓜、芹菜、白菜、茄子，把咱没吃过的都种上些。人们兴高采烈地议论着，仿佛那个美好的愿景很快就可以实现。
就这么一点点的水，竟在受苦人心里激起了如此大的波澜。我相信，以陕北人的勤劳，如果有了水，他们也会像平原上的人们一样，把大地织成锦绣的。于是，他们就动作起来，找到最合适的地点，用老镢刨出了标记，准备闲些的时候就开工。
然而好景不长，西沟里的一面土崖突然塌了，就像晴天里响了一声闷雷，巨大的土流倾泻而下，填平了沟底，小溪不见了。虽然人们一直在期盼着，可它再也没有流出来，连同受苦人的畅想，一同被埋葬了。
西沟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，庄稼还是那么可怜。
沟里什么时候才能有长流水呢？
生命树
那座山顶上原来有一座庙，“文革”的时候被砸了，只剩下一棵树。
其实不单是这座山，周围十里的山都算上，也只有这一棵树。
这景色很奇特，黄土高原是平的，所以很多山头都是同样的高度，这棵树越乎其上，就很是显眼。它就像茫茫大海中的航标灯，孤零零地守望着这片荒原。
相传当时疯狂的人们也想砍了它，一斧子下去，那树干淌出的汁液，竟鲜红得好似人的血液。砍树者手发了抖，不知是在砍树还是在砍人。这时天空中一团乌云拢了上来，隆隆地响着雷声，好像天公也发了怒，砍树的人四散奔逃，这棵树幸免于难，从此再没人敢去碰它。老乡们都说，这是棵神树，通灵呢，那砍树者后来家里遭遇了不幸，看来是老天爷的报应。
我去看过那棵树，单爬那架山，就花了好几个小时。刚看到它，我就相信那些传说是真的了，因为在它面前，我竟有一种朝圣的感觉，这倒不是说信了什么鬼神，而是在敬畏一个顽强的生命。
这是我在陕北见到的最大的树了，它的树干需要四个人才能围得过来，高约十几丈，枝繁叶茂，遮天蔽日，盖了好大一块地方，就像在高原上升起了一团蘑菇云。没人能说清它有多大年纪了，树皮已经变成了黑灰色，遍布着疙疙瘩瘩的树瘤，道道裂痕深的几乎能伸进手掌去。如果和村里的树相比，它称得上是个老祖宗。长寿是应当受到尊敬的，可我不知道怎么会有人竟敢对这样一位老者下手，古人有“蚍蜉撼树”这句话，形容人的不自量力，砍树者在它的面前，自然是渺小的，因为他们不知道，山川树木也有它们的尊严，自然规律在维护它们的生存。当年东晋大将军桓温曾发出“树犹如此，人何以堪”的感叹，他知道，和自然相比，人的寿命和作为都是有限的，明白了这一点，人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。只可惜，对古老的轻蔑，对生命的漠视，却让健忘的后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
如今这棵老树又恢复了它的尊严，因为我看到了它的身上挂满了祈福的红布条，人们把它当作神来敬。我觉得这有点滑稽，这树也许只想好好地活着，并没准备承当那么多的人间责任，你若想升官发财考大学抱孙子，还是得靠自己的努力，否则它就太累了。但不管出于什么目的，尊敬它总不是一件坏事。
但我想这棵树又是孤独的，它长得这样大，活得这样老，却没有留下子孙，看周围光秃秃的山岭就可以知道这一切。因了庙堂的庇护，它虽然历经劫难，还能得以长寿，却眼睁睁地看着子孙们被人砍光。孔子说过：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”这与其说是老树的悲哀，还不如说是人的不幸。人没了树，还能活得好吗？
山沟里的教堂
我和秉坤在晨雾中出发，走了60里的山路，终于到了这个位于黄土高原腹地的小镇。
马上要春耕了，可我们知青还缺很多农具，听老乡们说，这个小镇的铁匠手艺很好，打的农具结实耐用，而且价格还比县城里的便宜。这差价在今天可以忽略不计，但在当时，就不是一个能舍弃的小数。考虑再三，我们还是决定舍近求远，到小镇去买农具，120里能走出钱来，也是值得的。
这是一条盘旋在山脊的羊肠小路，途经的村子不多，也很少碰到路人。高山大岭之上，只见我们两人孤单的身影。有几处路很陡，还不习惯走山路的我们，只能像坐滑梯那样，手脚并用地往下出溜，弄得屁股上沾满了土。这条路虽险，但好处是近，待我们从一个山坳钻出来时，发觉已经来到了小镇的街口。
说是个镇，若放到平原地区，恐怕还没人家一个村子大，镇中的街从东到西，也就一百来米。小镇倚山面沟，多数是窑洞，街面上有几间平房，若不是排着几家杂货铺和铁匠铺，简直就和其他村庄无异。镇子上的所有建筑都灰秃秃的，门窗已看不出木色，若是哪个电影导演想拍几十年前的旧事，到这里是不用重新搭景的。
然而就在这样一个小镇，我却惊异地看到了一座教堂，在平平的窑顶之间，它的塔尖格外突出。若在这里看到一座庙，我不会有任何意外，在大城市里见到教堂，我也会习以为常，但在被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包裹的高原深处，却见到了这样一座外来建筑，确实让我感到不可思议。我那时的知识结构中，西方宗教几乎是一片空白，我们来到陕北，也做了一些与农业文明接触的准备，但在不经意间与外来文明的邂逅，实在出乎意料，我不知道这座教堂是什么时候建的，何人所为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那就是在我们到陕北的多少年前，就已经有外来者踏足了这片土地，并且扎下了根。
除了惊异之外，我还有一点沮丧，那时年轻，挟着“文革”带来的狂热，总觉得世界上的许多事物是从自己这里才开始的，不管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去的陕北，但想到此举带着点文明开拓的意义，心里便增了一份安慰。但今日所见，着实将我教训了一番，敢情在上个世纪初或者更早的时间里，西方的传教士们就来到了这个地方。我曾在山沟里见到来自南方福建的养蜂人，细谈之中，才知每个蜂群都有一条固定的蜂路，从南到北，走哪座山，哪条沟，年年不变。蜜蜂的本能咱搞不清楚，可传教士们是靠了谁的旨意，寻到了这么偏僻的地方呢。
信仰真是具有神奇的魔力，我想那时陕北还没有公路，传教士们骑着毛驴，翻山越岭，向着未知的土地进发，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习惯了粗粝的饭食和草席的土炕，又克服了语言的障碍，把天主塞进了只拜如来和老君爷的当地人的脑袋。从表面上看，他们的举动和我们上山下乡有点相似之处，但我们的到来，出于至今都说不清的背景，而他们却有着明确的目的。
这座教堂用青灰色的砖石盖成，并不很大，它的正面中央是一座尖顶的钟楼，门窗也都是尖顶的，属于典型的哥特式风格。教堂的门窗都被拆毁了，并无遮拦，我进到里边，只见乱堆了柴草和木料，地上有粪便，墙上乱七八糟地涂写着一些脏话，教堂外表依旧，但里边已经污秽不堪。
我后来才知道，天主教在这里成立教会是1911年，教堂是由西班牙传教士易兴化主持修建的，共动用了当地劳工三百余人，历时三年竣工。除了修建教堂之外，教会还兴办了学校、孤儿院、诊所等社会福利事业。多年以后，当地百姓仍记得这些事。只不过那些传教士结局如何，我却没有查到记载。
（本文编辑：李焱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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